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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鐵民:統籌發展和安全,做好應對戰略級風險的準備

來源:中國應急管理報 時間:2020-10-1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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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有清醒認識,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與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防控能力,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將深刻考驗著各級黨政領導干部


日前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強調,當前,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全面防范風險挑戰”。8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時指出,要“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勇于開頂風船,善于轉危為機,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這些重要指示和講話,全面闡述了我們當前發展中面臨的困難以及將要迎接的挑戰,那就是“逆風逆水”,可謂困難艱巨、形勢復雜、歷史罕見。這要求我們做好思想和行動等方面的多重準備,必須逆勢而行、逆水行舟。一個重中之重就是統籌好發展和安全,著力增強自身競爭能力、風險防控能力,方能煉就金剛不壞之身。


習近平總書記不止一次在專家面前講困難講挑戰,在多個場合反復講,從多個角度深入講。這些論述與總體國家安全觀一脈相承,相關指示高度凝練,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各個領域。怎么看待當前應急管理工作的危與機?怎么化危為機?應急管理人員要高度重視,認真學習領會,在統籌發展和安全上下力氣,提升自身看形勢、干工作的要求和標準。 


在“十一五”到“十三五”規劃中,主要闡述的是經濟發展目標,包括明確指導思想、目標原則、重大舉措等,關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方面的專門篇章,所占比重并不大。在“十四五”規劃中,預計社會發展、社會治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將占據更多更大的篇幅。這深刻反映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也說明中國發展到現階段,社會發展、社會治理需要各方更加重視、深入研究,這對有力、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意義極其重大,作用至關重要。


統籌發展和安全,就要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自推進機構改革以來,應急管理人在保平安、促發展、見實效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距離中央的要求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期望,還有一定的差距,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在各地應急機構改革推進方面,物理相加推進比較快,但在產生化學反應、推進結構性進步這一塊,還需要進一步發力強化。要提升認識,明確應急管理、安全生產與發展的關系;要加強統籌,找準應急管理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定位。在實踐中,不能就事論事,簡單將某起事故看成一家企業主體責任的不落實,把某起自然災害看成一個局部、一段時間、個別領域突然遭遇的突發事件。如果認識不高,就容易陷入事務主義,抓不住工作的重點,整日忙忙碌碌,成績卻難如人意。


自機構改革以來,我們一路迎接各種挑戰。此次疫情來襲后,國際國內形勢發生巨大變化。與防控“非典”疫情相比,在應對此次疫情過程中,上至黨中央的各項決策部署,下至各級黨委、政府的指揮協調,乃至各相關職能部門、專業機構和廣大人民群眾各盡所能,在科學有效應對方面,更顯科學、從容,實現了“有力、有序、有效”。這反映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了明顯提升,在應對重大危機方面更自信,整個國家和社會發展態勢更富有韌性。


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要看到當前存在的困難。比如中美貿易戰,對國內的安全形勢影響非常大,經濟下行,企業生存發展壓力增大。在多重壓力下,企業會自覺不自覺地放松對安全風險的治理,減少對安全生產的投入。對企業來說,思想麻痹放松、減少安全投入,將是一個持續過程,也許不會馬上出事故,但站在更高角度、從更長時間看,這種狀態持續的時間越長,事故風險尤其是重特大事故風險就會越高。能否有清醒認識,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與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防控能力,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將深刻考驗著各級黨政領導干部。


重特大事故是安全生產領域的“黑天鵝”,黎巴嫩大爆炸是近期的典型案例。2015年發生的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與這起事故有不少相似之處。吸取事故教訓,做好相應的風險準備非常有必要。在新形勢下,一旦再次出現這樣大的突發事件,應對時會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難和挑戰。一定要從思想、制度、體制機制上,做好周密準備。今后,應急管理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做好應對戰略級風險的準備。所謂戰略級風險,就是那種破壞力極其強大、情況極其復雜、應對極其困難,會對整個國家、整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重大沖擊,甚至引發停滯可能的風險。


在應對戰略級風險方面,可以采用一些國際上各方認可和國內實踐證明比較好的一些制度、方法,加強重大突發事件情景構建與應急準備,把此次疫情應對中的相關經驗固化成制度。比如,某地一棟居民樓發生火災,后果可能很嚴重,但它對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還很有限,按現有的體制機制是能夠加以應對的。但是,如果發生唐山、汶川那樣的大地震,或者發生像黎巴嫩這樣的大爆炸,現有的應對準備機制明顯嚴重不足。安全生產應對的是什么?基本是“灰犀牛”事件,是可以監測預警的。應急管理領域的重大災難,往往是隨機、離散的小概率事件,很難有效預防、預警。


在危機應對方面,要特別警惕“浴盆曲線”的出現。“非典”疫情發生之后,全國投入巨額資金建立了傳染病報告系統,但隨著時間推移,加上一直沒有發生疫情,這一系統并未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有的地方就削減了投入,直至不再投入。應急管理和安全生產方面也應警惕這種可能。當前,一些地區對相關工作的重視,是在重大突發事件,比如,事故、災難發生之后,屬于災難驅動型。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重視會慢慢減弱,直至歸于平常,然后再等待下一次突發事件發生,重新重視起來,再加大投入。在這種災難驅動模式下,重視程度下行到底的時候,應急管理、安全生產領域的治理能力在最底層運行。對國家和社會來說,這是極其危險和糟糕的,會給各方造成很大損失。按照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根據各方的安全管理能力,事故發生的風險一定會逐漸得以控制,但是完全杜絕特大事故發生是很難做到的。所以,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隱患治理、風險防范一定要堅持底線思維。(本文由本報記者楊金中根據采訪錄音整理)